血脂异常，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致病性危险因素。作为血脂管理的源头环节，临床血脂检测质量直接决定ASCVD临床决策的精准度和综合管理水平。因此，建议对血脂检测全过程（检验前过程、检验中过程、检验后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以促进临床血脂检测的规范化，为人全生命周期的血脂精准管理提供可靠支撑。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检验与临床的沟通，助力临床血脂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目的 探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患者使用不同估算公式得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结果与均相酶法（直接法）结果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初诊ASCVD患者101 144例。采用均相酶法直接检测所有患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LDL-C水平，计算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同时采用Friedewald公式、Martin-Hopkins公式、Martin-Hopkins拓展公式和Sampson公式计算LDL-C值。根据TG检测结果将所有患者分为≤1.70 mmol·L^-1组、>1.70~≤4.52 mmol·L^-1组、>4.52~≤9.04 mmol·L^-1组和>9.04 mmol·L^-1组。采用决定系数（r²）、均方根误差（RMSE）和平均绝对差值（MAD），以及在LDL-C治疗目标值（1.4、1.8和2.6 mmol·L^-1）处分类改变的患者比例来评估公式法LDL-C估算结果与直接法LDL-C结果的差异。结果 在101 144例ASCVD患者中，Sampson公式、Martin-Hopkins公式、Martin-Hopkins拓展公式、Friedewald公式LDL-C结果与直接法LDL-C结果均相关，r²值分别为0.956 6、0.948 1、0.949 3、0.904 5，RMSE分别为0.29、0.27、0.27、0.44 mmol·L^-1。随着患者TG水平的升高，各估算公式LDL-C结果与直接法LDL-C结果的r²值明显降低，RMSE、MAD明显升高。根据不同的LDL-C治疗目标值，以直接法LDL-C结果确定的ASCVD患者分类为标准，Martin-Hopkins公式和Martin-Hopkins拓展公式分类改变的患者最少（23.10%、23.11%），Friedewald公式分类改变的患者最多（34.27%），有1.4 ‰的患者分类改变幅度超过3个LDL-C治疗目标值。结论 在ASCVD患者中，Sampson公式LDL-C估算结果与直接法LDL-C检测结果相关性最高，Martin-Hopkins公式和Martin-Hopkins拓展公式次之，Friedewald公式最低。随着TG水平的升高，各估算公式与直接法LDL-C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均明显下降。临床依据LDL-C目标值制定治疗决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公式之间LDL-C估算结果的差异。

目的 探讨健康成人在平常饮食状态下餐后血脂项目[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残粒脂蛋白胆固醇（RLP-C）、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百分比（sd-LDL%）、TG/HDL-C比值]的变化，并建立各项指标的参考区间上限。方法 选取2024年6月—2025年4月上海市虹口区江湾医院健康体检者1 417名，分别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其中男性分为18~40岁组、41~60岁组、>60岁组，女性分为18~30岁组、31~45岁组、46~55岁组、≥56岁组。采集所有研究对象午餐后2~4 h静脉血样本，检测TC、TG、HDL-C、LDL-C、sd-LDL-C，计算non-HDL-C、RLP-C、sd-LDL%和TG/HDL-C比值。统计各项目第90百分位数（P₉₀），并依此建立参考区间上限。结果 男性、女性餐后TC、TG、HDL-C、non-HDL-C、sd-LDL%、TG/HDL-C比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餐后LDL-C、sd-LDL-C、RLP-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餐后sd-LDL-C和sd-LDL%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P<0.05）。女性餐后TC、TG、LDL-C、non-HDL-C、sd-LDL-C水平和sd-LDL%、TG/HDL-C比值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P<0.001）。餐后sd-LDL-C与TG、TG/HDL比值、non-HDL-C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12、0.505、0.421，P<0.01），与HDL-C呈负相关（r=-0.276，P<0.01）。在≤45岁的受检者中，男性除HDL-C低于同年龄段女性（P<0.01）外，其他项目均高于女性（P<0.01）。在>55岁的受检者中，女性餐后TC、TG、HDL-C、LDL-C、non-HDL-C、RLP-C、sd-LDL-C和TG/HDL-C比值均高于男性（P<0.05）。剔除TG>5 mmol·L^-1的受检者后，≤60岁男性餐后sd-LDL-C、sd-LDL%的90%参考区间上限分别为<1.61 mmo/L、<52.1%，>60岁男性分别为<1.71 mmol/L、<65.7%；≤45岁女性分别为1.39 mmo·L^-1、<43.3%，>45岁女性分别为<1.71 mmo·L^-1、<52.7%。结论 初步建立不同性别、年龄健康成人日常普通餐食后血脂指标的90%参考区间上限值。在非空腹状态下，sd-LDL-C、sd-LDL%是反映男性增龄性脂质代谢变化的指标；不同年龄段女性血脂代谢存在差异。

目的 分析脂蛋白（a）[Lp（a）]质量浓度在就诊和体检人群中的分布及其异常率变化趋势。方法 收集2005年11月—2024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 540 949例就诊者和体检者Lp（a）质量浓度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后，采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分析Lp（a）质量浓度的分布和>300 mg·L^-1的异常率。筛选出Lp（a）检测次数≥2次的受检者，统计首末次检测结果的变化。结果 2005年—2024年，Lp（a）质量浓度第50百分位数（P₅₀）相对稳定，2005年为111.0 mg·L^-1，2024年为110.2 mg·L^-1；第25百分位数（P₂₅）从56.0 mg·L^-1上升至62.5 mg·L^-1，第75百分位数（P₇₅）从226.5 mg·L^-1上升至248.7 mg·L^-1。Lp（a）异常率总体略有上升，且女性高于男性，80岁以上人群异常率最高。受检者首末次Lp（a）变化程度不大，2次Lp（a）质量浓度均<300 mg·L^-1和≥300 mg·L^-1者分别占分别为95.5%和85.8%。结论 2005—202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受检人群Lp（a）质量浓度P₅₀保持稳定，P₂₅、P₇₅和异常率均有上升趋势，其中女性Lp（a）质量浓度上升趋势较男性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40~59岁男性、女性Lp（a）异常率呈显著上升趋势，早期连续监测Lp（a）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现、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探讨PLA2G7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活性和质量浓度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4年1—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的冠心病（CAD）患者100例（CAD组）和健康体检者100名（正常对照组）。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和Lp-PLA2活性、质量浓度，以及PLA2G7基因rs1805017位点、rs1805018位点、rs76863441位点、rs1051931位点的SNP。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PLA2G7基因不同位点SNP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模型分析Lp-PLA2活性和质量浓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CAD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TC、TG、LDL-C、HDL-C水平和Lp-PLA2活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p-PLA2质量浓度2个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AD组和正常对照组PLA2G7基因rs1051931位点基因型分布位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其他位点基因型分布2个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所有研究对象中，PLA2G7基因I198T位点突变与V279F位点突变呈强正相关（r=0.706，P<0.001），V379A位点突变与R92H、I198T位点突变均呈弱正相关（r值分别为0.256、0.140，P<0.05）。在CAD组和正常对照组中，V279F突变和I198T突变（包括杂合突变和纯合突变）携带者Lp-PLA2活性和质量浓度均显著低于野生型（P<0.05）。调整年龄、性别和血脂指标后，V279F和I198T突变是Lp-PLA2 质量浓度降低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V279F突变是Lp-PLA2活性降低的独立影响因素（P<0.001）。结论 PLA2G7基因 rs1805018和rs76863441位点SNP与Lp-PLA2活性和质量浓度有关，且均是 Lp-PLA2水平降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新型鼻咽癌（NPC）标志物P85抗体在NPC低发地区高危人群筛查中的价值及其对NPC的诊断效能。方法 选取2024年1月—2025年12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156例高危患者（其中非NPC140例、NPC16例），高危人群定义：血浆EB病毒（EBV）DNA阳性（≥400 拷贝·mL^-1），且血清EBV衣壳抗原（VCA）IgA抗体和/或核抗原1（NA1）IgA抗体阳性。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和EBV感染相关指标（血浆EBV DNA载量和血清EBV相关抗体）检测结果，并检测P85抗体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项指标诊断NPC的效能。为避免小样本过拟合，采用5种交叉验证方法（K折法、留一法、留组法、自举法、分层K折法）对诊断效能进行内部验证，计算校正后的曲线下面积（AUC）和95%可信区间（CI）。结果 NPC组血清P85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2个组之间血浆EBV DNA载量、NA1 IgA抗体和VCA IgA抗体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BV DNA、NA1 IgA抗体、VCA IgA抗体、P85抗体诊断NPC的AUC分别为0.514、0.587、0.633、0.916。经5种交叉验证方法（K折法、留一法、留组法、自举法、分层K折法）验证后，P85抗体的校正AUC分别为0.879、0.874、0.919、0.910、0.898，不同方法之间的AUC波动较小；而EBV DNA、NA1 IgA抗体、VCA IgA抗体的AUC分别为0.543~0.770、0.542~0.860、0.482~0.654，不同方法之间AUC波动较大。结论 P85抗体在NPC低发地区高危人群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可作为低发地区NPC新型的诊断标志物。

目的 探讨血清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PLA2R-Ab）和尿液蛋白标志物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膜性肾病（PMN）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23年7月—2024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PMN患者61例（PMN组）、IgA肾病（IgAN）患者49例（IgAN组）、糖尿病肾病（DN）患者156例（DN组）、其他肾小球疾病患者42例（其他组），同时检测血清PLA2R-Ab、IgG4和尿液α₁-微球蛋白（α₁-MG）、IgG、转铁蛋白（TF）、微量白蛋白（mAlb）、肌酐（Cr）、红细胞（RBC）计数以及尿蛋白，计算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24 h尿mAlb和24 h尿蛋白。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PLA2R-Ab与肾功能指标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PMN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项指标诊断PMN的效能。结果 PMN组、IgAN组、DN组和其他组之间血清PLA2R-Ab、尿mAlb、尿TF、尿IgG、ACR和尿RBC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IgG4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PLA2R-Ab阳性的PMN患者中，血清PLA2R-Ab水平与ACR、尿IgG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239、0.228，P<0.05）。尿IgG、尿TF和血清PLA2R-Ab是PMN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OR）值分别为0.994、1.012、1.358，95%可信区间（CI）分别为0.990~0.999、1.006~1.017、1.039~1.774，P<0.05]。 尿IgG、尿TF、血清PLA2R-Ab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诊断PMN的AUC分别为0.650、0.814、0.858和0.953。结论 血清PLA2R-Ab、尿IgG和尿TF与PMN发生有关，三者联合检测可显著提升PMN的诊断效能。

目的 评估基于不同研究分组标准的21基因复发风险评分（RS）在雌激素受体（ER）阳性、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的Luminal型早期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患者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3年1月—2019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ER阳性、HER-2阴性女性IDC患者771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检测16个肿瘤相关基因和5个参考基因，计算21基因RS。分别根据NSABP B-14研究的21基因RS分组标准（低危<18分，中危18~30分，高危>30分）和TAILORx试验的21基因RS分组标准（低危<11分，中危11~25分，高危>25分）将所有患者分为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对所有患者随访5年，记录无病生存期（DFS）终点事件。采用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IDC患者不同分组标准危险分层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IDC患者的生存情况。结果 基于NSABP B-14研究标准分组的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之间PR表达、Ki67表达、分子分型、月经状态和组织学分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R低表达、组织学Ⅲ级、Ki67高表达是21基因RS高危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TAILORx试验标准分组的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之间年龄、肿块大小、PR表达、Ki67表达、分子分型、月经状态、组织学分级和临床分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R低表达、组织学分级Ⅲ级是21基因RS高危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1）。随访5年，771例IDC患者中有65例发生DFS终点事件。基于NSABP B-14研究标准分组的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5年无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于TAILORx试验标准分组的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5年无病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肿块大小、组织学分级、Ki67表达、分子分型、临床分期之间IDC患者5年无病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于TAILORx试验标准分组的中高危组和肿块>2 cm是IDC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21基因RS与IDC患者PR表达和组织学分级密切相关。基于TAILORx试验的危险分层标准对IDC患者预后评估的效能优于NSABP B-14研究的危险分层标准，可为ER阳性、HER-2阴性的IDC患者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临床决策依据。

目的 筛选并鉴定影响宿主细胞抗菌代谢物衣康酸转运的鼠伤寒沙门菌Ⅲ型分泌系统（T3SS）效应蛋白。方法 构建稳定表达衣康酸合成关键酶免疫应答基因1蛋白（IRG1）的HeLa细胞系，转染表达沙门菌效应蛋白后进行细菌感染，通过平板菌落计数和衣康酸荧光素酶报告系统检测衣康酸向含沙门菌囊泡（SCV）内的递送水平。采用自杀质粒同源重组法构建效应蛋白基因敲除的沙门菌突变株，结合平板菌落计数和衣康酸荧光素酶报告实验、共聚焦成像结果，进一步分析衣康酸递送变化。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效应蛋白AvrA对IRG1在mRNA和蛋白水平表达的影响。通过共聚焦成像明确AvrA在细胞内的定位。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技术筛选AvrA潜在的宿主互作蛋白。结果 效应蛋白AvrA显著抑制衣康酸向SCV的递送（P<0.01）。在HeLa-IRG1细胞中过表达AvrA后，衣康酸递送效率下降（P<0.001）；感染AvrA敲除菌株的细胞中，衣康酸递送水平显著升高（P<0.001），且细菌在巨噬细胞内的存活能力下降（P<0.001）。实时荧光定量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法结果显示，AvrA不影响IRG1的表达。亚细胞定位分析结果显示，AvrA同时定位于宿主细胞质和细胞核。LC-MS/MS初步筛选出多个可能的AvrA宿主互作蛋白。结论 鼠伤寒沙门菌通过其T3SS分泌的效应蛋白AvrA抑制衣康酸向SCV内的递送，从而逃逸宿主细胞自主免疫应答，增强细菌在宿主细胞内的生存能力。该过程不依赖于对IRG1表达的调控。

目的 分析梅毒螺旋体对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通过调控前列腺素E2分泌的相关通路实现。方法 用佛波酯（PMA）诱导人单核细胞系 THP-1 分化为巨噬细胞，作为主要细胞实验模型。采用荧光微球吞噬实验检测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前列腺素E2的分泌水平。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内质网应激标志蛋白BiP、PERK、COX-2的表达。采用BiP抑制剂、PERK抑制剂、COX-2抑制剂、前列腺素E2抗体进行干预实验，验证梅毒螺旋体通过激活BiP-PERK-COX-2信号通路上调前列腺素E2抑制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结果 梅毒螺旋体以浓度依赖的方式显著抑制巨噬细胞吞噬荧光微球。梅毒螺旋体诱导巨噬细胞分泌前列腺素E2，前列腺素E2抗体能够逆转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吞噬抑制。BiP抑制剂、PERK抑制剂和COX-2抑制剂均能有效抑制前列腺素E2的产生，并恢复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结论 梅毒螺旋体在体外通过激活BiP-PERK-COX-2信号通路上调前列腺素E2，抑制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目的 了解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前后临床分离高黏液表型肺炎克雷伯菌（hmKp）的分子特征、毒力基因和耐药性变迁，为临床抗hmKp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2018年1月—2020年12月（疫情前）和2023年1月—2024年12月（疫情后）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分离株，通过拉丝实验筛选出hmKp。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hmKp荚膜血清型（K1、K2、K5、K20、K54和K57）和毒力基因（rmpA、rmpA2、iroN、magA、iucA、kfu和allS），对hmKp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结合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评估其耐药性。比较疫情前后荚膜血清型、毒力基因、耐药性变化差异。结果 共检出64株hmKp，疫情前后检出率分别为14.16%、11.68%，均主要分离自呼吸道样本。疫情前后荚膜血清型分布变化显著，优势荚膜血清型从K20转变为K2，K57血清型由25.0%降至0。ST型别多样性增加，K2型以ST86为主，出现ST25等新亚型；疫情后毒力基因重组明显：iroN基因在K1、K2、K20血清型中从0增至100%，rmpA2基因在K1型中检出率达100%，iucA基因在K1、K2型中检出率为0。耐药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对头孢他啶（由18.75%降至9.38%）和左氧氟沙星（由18.75%降至6.25%）的耐药率降幅较大，对碳青霉烯类保持低耐药率（亚胺培南耐药率为6.25%）。结论 疫情后，hmKp呈血清型替代（K2型崛起）和毒力基因重组（iroN基因普适化）特征。K2型虽非传统高毒力血清型，但携带rmpA+rmpA2+iroN复合毒力基因簇，需警惕其临床风险，建议结合多指标而非单一血清型评估菌株毒力。

目的 分析血浆抗凝血酶（AT）活性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肾损伤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2018年1月—2020年10月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60例初诊MM患者（MM组）和60例初诊肾病患者（对照组）。比较不同免疫类型MM患者AT活性差异。根据肌酐水平，将MM组和对照组分别细分为肾功能正常组、肾功能受损组和肾功能正常对照组、肾功能受损对照组。采用Person相关分析评估MM患者AT活性和胱抑素C（Cys C）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AT和Cys C诊断MM患者肾损伤的效能。对MM患者进行随访，比较不同AT活性和Cys C水平患者化疗后生存时间差异。结果 不同免疫类型MM患者AT活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144，P<0.05）；轻链型、IgG型、lgA型、不分泌型MM患者AT活性依次升高。肾功能正常MM患者血浆AT活性高于肾功能异常MM患者，肾功能正常对照组血浆AT活性高于肾功能受损对照组（P<0.05），肾功能受损组血浆AT活性高于肾功能受损对照组（P<0.05）。肾损伤MM患者AT活性和Cys C呈负相关（r=-0.554，P=0.004）。AT和Cys C诊断MM患者肾损伤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7和0.625。AT活性正常MM患者治疗后生存时间长于AT活性下降MM患者（P<0.05）；AT活性正常Cys C正常MM患者化疗后生存时间长于AT活性下降Cys C升高和AT活性正常Cys C升高MM患者（P<0.05）。结论 MM患者血浆AT活性与患者的免疫类型有关；AT活性可用于评估MM患者肾损伤。

目的 构建用于预测2型糖尿病（T2DM）患者继发糖尿病慢性肾病（DKD）的列线图模型，并评价其有效性。方法 选取2024年1月—2025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T2DM继发DKD患者143例（DKD组）和单纯T2DM患者190例（T2DM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将2024年的235例患者数据纳入训练集，将2025年的98例患者数据纳入测试集。比较训练集内继发DKD和单纯T2DM患者相关临床资料、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尿干化学和尿有形成分检测结果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训练集DKD发生的危险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及其单项计量指标诊断DKD的效能。基于测试集数据，采用ROC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效能。结果 训练集内，DKD组和T2DM组高血压史、病程、FBG、HbA_1c、尿干化学和尿有形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程延长、FBG水平升高、尿蛋白（PRO）阳性是DK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各危险因素和基于单危险因素（列线图1）、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2）构建的2个列线图模型均可有效筛查DKD，曲线下面积（AUC）为0.598~0.949。2个列线图模型诊断DKD的AUC均高于各单一指标。2个列线图模型筛查测试集内DKD的AUC均>0.900。10%风险阈值时，列线图1和列线图2临床净收益分别为0.231和0.221。结论 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为临床快速、直观评估T2DM患者继发DKD提供参考。

目的 评估生化免疫流水线自动质控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收集2023—2024年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生化免疫流水线32个生化项目和22个免疫项目室内质量控制（IQC）数据。分析手工质控和自动质控2种质控模式精密度、稳定性、质控品消耗量、首张报告审核时间、质控失控率。结果 108个质控数据中，有82个2种质控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动质控模式下，47个有行业标准的检验项目中，除游离前列腺相关抗原项目低值质控品变异系数（CV）超过行业标准要求外，其他项目2个水平质控品的CV均满足质量要求；有7个项目低值质控品、1个项目高值质控品的CV高于手工质控模式。有15个项目存在与质控标本存储相关的周期性变化。自动质控模式质控品消耗量较手工质控模式至少节约31.51%。自动质控模式下，首张报告审核时间较手工质控模式提前约10.47 min。自动质控模式和手工质控模式失控率分别为0.07%和0.06%；手工质控模式下无因质控品导致的失控，自动质控模式下因质控品发生的失控占失控总数的35.71%。结论 生化免疫流水线自动质控模式能够满足临床检验质量要求，在提升精密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目的 了解上海市浦东地区临床分离的产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DM）细菌在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目（CRE）中的分布及其耐药性。方法 收集 2021—2023年上海市浦东地区7家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CHINET）成员单位临床分离的2 796株CRE菌株，鉴定到种。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M100-S31文件要求进行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和NDM基因型表型检测。收集NDM菌株科室分布和样本类型等相关数据。结果 共分离到CRE 2 796株，有496株（17.7%）产金属β-内酰胺酶，其中97.0%（481/496） 为NDM。58.0%（279/481）的NDM为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2021、2022、2023年临床分离的CRE中，产NDM细菌分别占14.1%、12.8%、23.1%（P<0.05）。481株产NDM细菌中，6.4%（31/481）分离自门急诊患者，93.6%（450/481）分离自住院患者。临床科室中ICU患者分离率最高30.8%（148/481）。产NDM细菌样本类型中，清洁中段尿样本所占比例最高（57.4%），其次为呼吸道样本（12.3%）。超过90%的产NDM菌株对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分别有74.5%和61.7%的产NDM细菌对阿米卡星和呋喃妥因敏感；产NDM细菌对多黏菌素B和替加环素的敏感率分别为99.6%和99.4%。不同产NDM的CRE菌株对复方磺胺甲噁唑、呋喃妥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2021—2023年上海市浦东地区临床分离CRE中产金属β-内酰胺酶菌株以NDM为主，且主要为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产NDM细菌对多黏菌素 B 和替加环素较敏感。

剖宫产手术是处理高危妊娠、解决难产、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的有效措施。随着剖宫产率的上升，术后并发症也逐渐增多，其中以感染最为常见，主要病原菌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肠球菌、革兰阴性杆菌和厌氧菌，而大芬戈尔德菌（Finegoldia magna）感染鲜见报道^[1]。大芬戈尔德菌是皮肤、上呼吸道和泌尿生殖道的正常菌群，可引起坏死性肺炎、软组织感染和骨关节术后感染。本文报告1例剖宫产术后大芬戈尔德菌血流感染病例。